大概梳理了一下，正式从业25年以来，特别是最近几年，我们因为维权案(事)件，给许多领导、企事业单位、当事人发过信件(包括短信等)，绝大部分都获得了积极回应，解决了许多对当事者来说，原本难度不小的问题，得到求助者的赞许与认同。

　　需要特别提及的是，函件一般我们都是以个人名义发出的，因为这样给人感觉亲切随和、方便沟通;如果加盖上单位公章，也是完全可以的，但是那样给人公事公办、面孔严肃的印象——实际上最终并不利于问题的处理。

(因为“涉法”，市长管不了，但是还是转往了市局。)

　　给省高院院长、省院检察长等领导致信后，他们过问了我们反映的情况等往事，以前的文章里写过，本文就不再赘述。下面选择另外几件印象深刻的代表性发函事件，做一归纳总结：

　　多年前，为浙江沿海某市某区公安、法院，疑似包庇涉嫌犯罪大款弟弟事，我们在交涉无果后，我以多年媒体工作身份，向该市市长、公安局长致函投诉，对方很快与我联系了解，此后公安约受害者前往再次笔录，他们终于作为了。

(虽然按照信访走，态度还是积极的，后来不断联系我们沟通进展。)

　　某地两位居民反映了该市某局，在行政行为中，涉嫌不区分情况，一刀切办理事务情况，他们咨询法律界人士后认为，该行为涉嫌不合法不合规。我们于是发函该局相关部门，建议他们是否应该依法办事，不几日，接到了该局的积极回应。

　　前几年为北方某县司法腐败，坑害南京房产商千万资产案，我致信省检察院领导，并要他去了中央巡视组，几处投诉都获得了反馈。

(这位女士最终讨回了几十万。投资被骗还能虎口拔牙，还真很难。)

　　在律师前期介入情况下，这位被骗287万的女士，继续求助我们进行新闻等各种方式的综合维权。该地警方对待舆情，应该是重视的。多年前，我一亲戚被派出所警察打了一耳光，我发函该区局长，打人者赔了5千元，他们还一再和亲戚协调，请我删除了关于此事的博文。

　　当年为山西某大国企，拖欠四川农民工二百万左右工程款事，我以港媒身份，向省委书记王儒林、省长李小鹏和该司领导、五台法院审判法官等人发函，不久责任方联系了我们，农民工后来通过综合维权方式获得了公平正义。

(这位法官不理不睬，我们又发函给院长，很快解决了问题。)

　　我曾在起诉南京出版局时，给时任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同志反映，他很重视，让市纪委领导联络我。当年起诉公安时，南京市长缪瑞林、公安局长徐锦辉同志都收批了我的控告函。高中时代，遭人欺负后，我给县委书记写过信，学校领导很重视，处理了问题。

　　高中一位同学在河北做生意，他投资百万给了山东某市一家城投公司，结果对方违约未兑付本息。去年找到我后，我们给书记市长发函，他很快拿到了部分钱款，剩余款项对方分期支付。

　　(为东北一个冤案，将我的报道快递给省委书记、省长等领导。)

　　不止一次有人问我：许多老百姓给领导发信石沉大海，而你的许多都有回复，也许和媒体人身份有关?

　　有可能吧。国内政治体制与大环境下，领导干部对处理不好可能就会麻烦的舆情，还是十分重视的。